中国的西式学位服的发展

    中国近代的方帽长袍学位服完全是泊来品。最初，学位服是西方耶稣会、天主教会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附带物，这使人们很早就接触到这种洋装。学位服在中国的出现，有其一定历史和社会的渊源与背景，并非来自高等学府。意大利人利马窦（P。Matthoeus Ricci）是最早以科学和教育为掩护，在中国进行传教的耶稣会士。他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（公元1601年）来到北京，初步打开了入华大门。为此，在1735年，巴多明神父（Parennin）还这样写道：“为了吸引他们（指中国人）的注意，通过自然科学知识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是必要的。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使他们潜心听讲基础真理的了。”于是，科学就成了一种诱饵，成为传教士们抵华初衷的重要实现手段。

　　鸦片战争以后，随着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冲撞（也称交融），不仅传教士把学位服携带到中国，那些在国外获得学位的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，把学位服或穿着学位服的照片也带回中国，这在刚刚被打开门户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此时，早已在中国遍布的教会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繁盛起来，尽管教会学校更多的并非高等学府。到1877年，全国基督教学校有约350所，学生5975人。到1889年，教会学校的学生已达16836人，而至1906年，更猛增到57683人。①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（F•L•Hanks Pott）就把教会学校比作美国的“西点军校”（West Points ，是教会传教必须的战略机构，正像这位传教士所论述的那样：“如果教会工作不以我们的教育工作为基础，它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，是不牢固的。”

　　在此，教育不仅成为一种诱饵，而且是除了洋枪大炮外的软武器。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出现，源起于欧洲的学位服又找到自己新的生长土壤。

　　在本世纪初，国外的学位服已分成两派：一派以欧洲的意大利、英国为代表，即所谓的“欧派”；一派以美国为代表，即所谓的“美派”，也有称其为“新派”。“欧派”学位服基本上保持了中世纪的风貌，无论是款式还是色彩，都明显地带有“信仰时代”的痕迹。而“美派”学位服，正如附录中所述，则以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位服为蓝本的基础上，进行革新，创造。与英国的学位服相比较，加德纳•伦那德所设计的学位服给人以简练、明快的印象，并更多地蕴含着时代的气息。由于到中国的传教士中许多来自美国，因而，学位服在中国最初当归入“美派”。

　　当人们对学位服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时，中国的学位服产生了。据资料记载，中国的学位服出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或更早一些。例如，当时医学博士的学位服宛如当时流行的长袍马褂，长长的衣身下摆至踝骨处，宽肥的袖子几乎把双手全部掩盖，只是显露出为之奋斗了几个春秋的毕业证书。与“美派”不同，袖身没有任何学位等级的标志。在对襟式的长袍前片，左右各有一条宽宽的黑丝绒饰边。它们让人联想起许多“新派”的博士服，这是美国学位服区别于欧洲学位服的标志之一。再者，他们所载的方帽之方式也别具特点。方形帽顶的一角没有象国外一样被放在前面，却呈现出和整个服装风格相谐调的一条横线。况且帽顶上没有标识学位级别的流苏，大概是觉得这样是画蛇添足。

    中国对西方学位服的引进和改革始于本世纪初。学士服和硕士服在三、四十年代则大多是改良式的，领口开得很深，呈V字形，若没有头上的方帽，其服装和清末的男子长衫几乎完全相同。

　　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，我们没有自己的学位服。原因很简单：没有建立和实行学位制。尽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两次酝酿建立学位制，但学位服的问题也还未及考虑。1980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并于1981年开始实施。新中国有了自己的学位制度。但这一制度实施之初，学位服的问题也未提到议事日程。

    随着新中国学位制的确立并被大众所接受认可，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，人们隐约感到我们的学位制中还缺少点什么，新中国自己的学位服在萌动了。于是，在八十年代末期，在一些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抑或仿制抑或设计创造的学位服。

上海剑牛礼服---学位文化的传承者！! !